地理 | 爱的卫星 克里米亚纪行

世界杯投注站 www.danpizhekou.com 稿源:南方人物周刊 | 作者: 特约撰稿 刘子超 日期: 2018-03-28

克里米亚鞑靼人会反复讲述那些流放的细节,没有哪个家庭回避这些。因为他们明白,记忆只有永远保存,根植于下一辈的心灵深处,他们才不会忘记自己从何而来

【1】

这座城市的故事就包含在它的名字中。

辛菲罗波尔(Simferopol),取自希腊语“辛菲罗波利斯(Simferopolis)”。1783年,叶卡捷琳娜女皇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征服了克里米亚。她听从情人兼智囊波将金的建议,开始用希腊名字重新命名这些长期处于伊斯兰羽翼下的城市。

俄国自诩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,而命名只是庞大的“希腊计划”的一部分?!跋@凹苹钡淖钪漳勘晔怯氚碌乩献?,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,重建一个伟大的东正教帝国。为此,叶卡捷琳娜给自己的一个孙子取名“君士坦丁”,还给他找了一位希腊保姆,仿佛梦想已经指日可待。然而,波将金很快去世了,随后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,最后是叶卡捷琳娜自己。

如今,除了这个希腊化的名字,辛菲罗波尔的氛围与希腊迥然不同,完全是一座俄国城市。我到那儿的时候,正值酷暑,空气中飘荡着行道树的幽香。白天,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片无孔不入的白色光线中。傍晚,天气变得凉爽起来。梧桐树掩映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。即便在最繁华的卡尔·马克思大街,依然能听到阵阵虫鸣。

由于被乌克兰切断了能源供应,辛菲罗波尔似乎处于慢性电力不足的状态中。几天前的一场全城大停电,迫使俄罗斯加快了海底电缆的建设。然而,太阳落山后,这座城市仍然显得那样昏黄:小路上一片漆黑,只有主路才会亮起街灯,闪闪烁烁,像一串即将熄灭的灯笼。

我住在一家民宿里。一盏吊起的灯泡下,铝皮锅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。安娜把一小勺汤汁倒在手背上,“吧唧吧唧”地尝着咸淡。光头的阿廖沙深陷在棕色皮沙发里,手握着易拉罐啤酒。电视里,普京总统正在某地视察。一辆老旧的拉达车从窗外驶过,摇滚乐巨大的音量划过街道,留下一条躁动的细流。

我问起2014年的那场变故 。阿廖沙把手中的易拉罐捏得“嘎嘎”响。

“可恶的乌克兰人,不知道西方给了他们什么好处?”

接着又说:“在克里米亚,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俄罗斯?!?/p>

“剩下的百分之十呢?”

“鞑靼人,”阿廖沙的鼻子“哼”了一声,“他们恨我们俄罗斯人?!?/p>

安娜关掉炉子,给我也端来一个盘子。我感谢她的好意,告诉她我一会儿出去吃。

“那么,明天去哪里?”阿廖沙问,“塞瓦斯托波尔?雅尔塔?”

“巴赫奇萨赖(Bakhchysaray)?!?/p>

“要小心,”阿廖沙抬起眼皮,“那是鞑靼人的地盘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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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】

巴赫奇萨赖,夹在两座石灰岩断崖之间。列宁大街穿镇而过,两侧是石块垒砌的房子和店铺,铺着粉红色的瓦片。

镇中心是当年鞑靼可汗的宫殿,耸立着奥斯曼风格的尖顶。传说,最后一位可汗俘获了某位波兰公主,却无法得到她的芳心。公主死后,伤心欲绝的可汗在宫殿里为她修建了一座喷泉。很多年后,普希金来到这里,听闻这个故事,写下了著名诗作《巴赫奇萨赖的泪泉》。

我在宫殿外面的一家茶馆坐下,要了一杯红茶。一个鞑靼老头坐在我旁边,前面放了一杯土耳其咖啡。他身后的墙上悬挂着绘有可汗宫殿图案的地毯,上面蒙了一层灰。阳光从窗户射进来,空气中飞舞着尘埃的粒子。我向店主打听“传奇”旅馆。巴赫奇萨赖的旅馆大多不打招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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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辛菲罗波尔的车站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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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说萨文基伊家吧?”女店主想了想,“在这条路的尽头?!?/p>

“多远?”

“步行半小时。不过这天气,走路可能有点热?!?/p>

出了茶馆,太阳把路面烤得直冒烟。我在可汗宫外面找了一个鞑靼司机,他留着两撇小胡子,开一辆破拉达。我们一直开到列宁大街的尽头,道路突然变得细窄,就要蜿蜒进山,可我依然没有看见旅馆。

我把行李扔在路边,抬头望着山上骨瓷般的巨石。就在这时,山坡上的一扇大铁门“咣当”一声打开了。一个穿着蓝色碎花长袍的鞑靼大妈摇曳着身子,向我走过来。

“萨文基伊吧?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听说的?!?/p>

她微微一笑,可给人的感觉却像远在天边。

“茶馆的老板给我打了电话,我猜可能是你?!彼豢诰吐冻鼋鹧?,眼珠很黑,鹰钩鼻,脸上布满蛛网般的皱纹,有一种威严感。她的五官相当欧化,几乎看不出成吉思汗或者金帐汗国的痕迹。

萨文基伊说一口标准的英语,这在克里米亚实属罕见。她后来告诉我,她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,大学念的是英语和德语。1991年夏天,她和丈夫从遥远的中亚迁回克里米亚——他们的故土。

我们踩着石子路,走到山坡上的农舍前。萨文基伊打开院门,一条狼狗冲了出来,朝着我狂吠。院子里有棵小松树,上面拴着一只山羊。几只母鸡正在一小块菜地里散步,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。

房子很干净,像是刚粉刷过,有两间房专门留给客人。院子后面还有一个蒙古包似的帐篷,相当于游牧民族的客厅,铺着暗红色地毯。

萨文基伊说:“这里原来是山,我们把石头一点点地运走,清理出土地,然后才开始盖房?!?/p>

在阳光下,她眯起眼睛,嘴唇很薄,表情显得很刚毅。

“盖房子用了10年时间,都是我丈夫一砖一瓦盖的。那10年间,我们就住在简易帐篷里?!?/p>

“鞑靼人是1944年春天被集体流放到中亚的吧?我听说当时只有不到一个小时,让你们收拾东西?!?/p>

“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?”萨文基伊用灰色的眼珠盯着我。

“索尔仁尼琴的书,里面写了鞑靼人的遭遇?!?/p>

“你来巴赫奇萨赖是想了解这些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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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赫奇萨赖街头卖奶酪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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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部分原因是?!?/p>

“你是记者?”

“作家?!?/p>

“那样的话,你可以跟我丈夫聊聊,”萨文基伊缓和了语气,“他是历史老师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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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3】

萨文基伊的丈夫哈坎正趴在写字台前,用本子记录日???。他的身后是一个木头书架,上面摆着相框,还有几本19世纪俄国作家的著作。正午的光线从外面透进来。他从账目中抬起头,摘下眼镜,挂在胸前。他从角落里抽出一张圆凳,拿起本子“啪啪”地掸了掸上面的浮土。

“坐吧,”他说。

“我来是想……”

“妻子跟我说了,有什么想问的?”

和妻子一样,哈坎也出生在撒马尔罕,脸上的皱纹也像犁过的大地。1944年,哈坎的父母被赶上火车,从克里米亚一路颠簸到中亚。他家的几个亲戚在路上死了。

苏联政府说,在德军占领克里米亚期间,鞑靼人有通敌行为,是“祖国的叛徒”,理应受到惩罚。不过,在哈坎看来,“二战”是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恩怨,鞑靼人根本无意插手。

“鞑靼人是作为一个族群而遭受苦难,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?!惫菜?。

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从门外溜了进来,跳上哈坎的膝盖。哈坎抚摸着猫的脑袋,继续讲述。

鞑靼人的去向有三:西伯利亚、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。流放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发现,很多当地人都是政治犯。他们理解这些同命相怜的流放者,很快就主动提供帮助。哈萨克人则普遍善待了流放的鞑靼人。最凄惨的是那些流放到乌兹别克的鞑靼人,尤其是在最初两年。

1953年,鞑靼人的处境终于有所好转。萨文基伊和哈坎就是在随后的1954年出生的。

“二战”前,克里米亚有将近22万鞑靼人。经过战争和流放,三分之一的人口死去。很多人相信,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,他们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,完全稀释于从西伯利亚到中亚的广袤大地上。

“这也是我好奇的一点,”我说,“克里米亚鞑靼人是怎么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的?”

“讲故事,”哈坎回答。

在哈坎的记忆中,他从小就是在父亲的故事中长大的:关于故乡克里米亚的富饶和美丽,关于鞑靼人遭受的不公待遇??死锩籽趋谗叭嘶岱锤唇彩瞿切┝鞣诺南附?,没有哪个家庭回避这些。因为他们明白,记忆只有永远保存,根植于下一辈的心灵深处,他们才不会忘记自己从何而来。

这时,萨文基伊端着盘子走了进来,里面是刚出锅的羊肉馅饼(Chebureki)。猫从哈坎的手中挣脱出来,在萨文基伊脚边“喵喵”地叫着。萨文基伊把它赶出了房间,轻轻掩上门。

“除了讲故事,还有食物?!惫部醋畔诒?,“每个家庭的母亲和祖母,都会教孩子制作鞑靼传统食物。这些食物,让这些出生在中亚的鞑靼孩子意识到,他们和身边的乌兹别克人不一样?!?/p>

“食物是最牢固的记忆,”我点头。

“来尝尝吧?!惫舶雅套油乒?。

我早就饿了,于是拿起一个羊肉馅饼——很烫,马上又把它扔了回去。

“还是先说说你们是怎么回到克里米亚的吧?!?/p>

“1989年11月24日,”哈坎说,“永远忘不了那一天?!?/p>

当时,哈坎已经在撒马尔罕的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。下课回到办公室,他发现同事们在传阅一份报纸,上面把流放鞑靼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称作“野蛮行径”,呼吁恢复这些族群的公民权利——这无异于一种“信号”。

正是从那天开始,流散各处的鞑靼人意识到,返回故乡的机会来了。他们变卖家产,携家带口地坐上火车,穿越哈萨克斯坦、南俄草原、乌克兰,再从那里向南,进入克里米亚。

“我们把房子很便宜地处理掉了?!惫菜?,“在撒马尔罕,我们原本有一套很好的房子?!彼闷鹗榧苌系南嗫虻莞?。那是1990年的夏天,哈坎和萨文基伊站在自家庭院里。身后的葡萄架已经结满果实,阳光穿过藤蔓,洒在地上。

哈坎辞去了教师工作,带着卖房的收入,回到巴赫奇萨赖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故乡——尽管在父母的讲述中,他已经回来过太多次了。

不过,对于这些出生在中亚的鞑靼人来说,克里米亚早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样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克里米亚变成了一个完全俄化的地方。

“克里米亚并不欢迎我们,”哈坎说,“我们成为了故乡的陌生人?!?/p>

在中亚时,鞑靼人都有职业和收入。但是在克里米亚,空缺的工作机会少之又少。哈坎和萨文基伊一度在市场上卖东西。他们还开辟出一小块地,种上了蔬菜。但是在撒马尔罕长大的他们,并不具备耕种技术,一切都得从头学起。

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。哈坎去市场上卖菜,萨文基伊开始私下里给小学生教授英语。他们还要把省吃俭用的钱拿来盖房。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萨文基伊,请她给小孩补习英语。除了鞑靼人的孩子,还有乌克兰人的孩子。

“你们经历了苏联、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时代,觉得哪个最好?”我问。

“无论哪个政权,鞑靼人都是硬物一般的存在,”哈坎说。

“我们被赶走,又不惜一切地回来。没有人认为回来的生活很容易,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。不管发生什么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——”哈坎停顿了一下,粗大的手指交叉在一起,“那就是,鞑靼人永远不会再离开克里米亚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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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4】

早上,萨文基伊为我准备了鞑靼馅饼、番茄黄瓜沙拉。沙拉上面有一大块新鲜的羊奶酪,还放了一把院子里种的欧芹。我想给她和哈坎拍照,但她说什么都不答应——她脸上的皱纹让我想起马利亚温油画中的鞑靼农妇。

我离开巴赫奇萨赖,坐上公共汽车,赶往黑海岸边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(Sevastopol)。这里是俄国黑海舰队的基地,1852年克里米亚战争的主战场。1920年,支持沙皇的白军曾把这里当作最后的堡垒。他们最终乘船逃走,将帝国拱手让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——俄国的旧世界从此终结。

汽车穿行在扬起的尘土中,太阳只是天空中的一块白色光斑。托尔斯泰也走过这条路。在小说《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》里,他形容这条路上的尘土“浓密而灼热”。

克里米亚战争期间,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是炮兵旅的一位低阶军官。他在战役期间写作、喝酒、赌博,两天两夜就输掉1500卢布。这是一个天文数字,因为当时俄国士兵每个季度才能拿到70戈比。托尔斯泰由此在日记中断言,俄国军队“要么必定败亡,要么彻底革新”。

1855年,在被英法土联军围困一年之后,塞瓦斯托波尔陷落。托尔斯泰亲眼目睹了法军旗帜飘扬在城市上空,不禁失声痛哭。城市随即陷入异常的寂静,而托尔斯泰在战败与赌瘾的煎熬中,度过了27岁的生日。

在塞瓦斯托波尔下了车,我沿着列宁大街寻找一家海军主题的旅馆。老板尤里据说是个军事迷。旅馆位于一栋老房子的二楼,窗外的花园里种着栎树,屋内贴满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老照片。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战地记者进行现场报道,因此留下了大量影像。奇怪的是,照片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恬静,让人无法将之与文字中描述的战争场景联系在一起。

尤里不在,一个叫娜塔莎的女孩把我领到房间。我拿出一本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·费吉斯(Orlando Figes)写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书,把行李塞到床下,然后来到通往露台的公共客厅,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。

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,俄国无疑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。军官大多是托尔斯泰那样的贵族,而士兵基本是不识字的农奴和农民。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一样,尼古拉一世也把自己视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。费吉斯认为,当尼古拉一世不顾实力地发动战争时,他的内心充斥着信徒的激情,而非赌徒的狂热。

对俄国来说,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。对英法来说,则是地缘对抗的先河。人们惊奇地发现,这场战争是一个新教国家与一个天主教国家结盟,帮助一个伊斯兰教国家,对抗一个东正教国家。

俄国不仅在巴尔干半岛扩张,也正在中亚紧锣密鼓地缩短与英属印度的距离。英法对俄国的忧虑,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异教徒的厌恶。某种程度上,这种情绪与后来的“冷战”如出一辙。

一声轻微的呻吟,让我从书页中抬起头。我这才发现,在一个角落的长沙发上,趴着一个男人。他实在太瘦了,从牛仔裤腰部的空隙里,露出一道内裤覆盖出来的白线。他又呻吟了一声,翻了个身,然后靠着沙发背坐起来。他突然发现我在看他,于是也看着我。他解释说,他昨晚喝多了,正在这里醒酒。说这话时,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猫。

听说我独自一人来克里米亚旅行后,仿佛出于东道主的责任感,他开始用破碎的英语向我介绍塞瓦斯托波尔的景点。不过,他马上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,他其实也不熟,他是过来出差的。

“从哪儿?”

“新西伯利亚,”他说,“来这里卖空调?!?/p>

“生意不错吧?”

他悲伤地笑了笑,是那种西伯利亚特有的悲伤。

我发现他的胳膊上文着一把剑,手机屏幕也碎了。后来,他咕哝了一句,转过身去,继续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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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赫奇萨赖的鞑靼可汗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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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厅里很热,但是没有空调。我走到露台上,看着花园里微微摇晃的栎树叶。一个身材微胖的金发姑娘,正俯在栏杆上打电话。从她的表情和声调中,我猜她可能失恋了,或者正处在分手的边缘。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,眼圈红红的,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小圆桌,上面放着烟灰缸。她点燃一支香烟,苍白的手指涂着黄色指甲油。二手烟顺着风向,吹到我的脸上,但她毫无歉意。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,她强忍着,免得它们流出来。我们坐在那里,等待太阳偃旗息鼓,就像一对结婚已久的男女,早已无话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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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5】

很少有哪座城市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,到处都是对战争的纪念。

在通向伯爵码头的路上,我经过黑海舰队博物馆,也经过无名烈士墓、英雄雕像和战争纪念碑。它们既有纪念克里米亚战争的,也有纪念卫国战争的。在这座洒满夏日阳光的海滨城市,随处可以见到战争和死亡的阴影。死亡是渺小而肮脏的,原本不值得庆祝,但是凭借这些纪念碑,死亡升华为一种理想,一套史诗,成为俄国人身份认同的来源。

费吉斯写道,克里米亚战争是一次可怕的羞辱,激起了俄国对西方的持久怨恨。战争同样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自豪感。在他们看来,俄国的牺牲和为之奋斗的基督教理想,将战场上的失败转化为了道义上的胜利。

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地位,很大程度上也拜托尔斯泰的影响所赐。几乎整个俄国知识分子阶层,都阅读了托尔斯泰以克里米亚战争为背景的小说。塞瓦斯托波尔从此成为俄国顽强和勇气的缩影,也成为托尔斯泰写作《战争与和平》的精神背景。正如历史随后所昭示的,俄国多次遭到外敌入侵,但正是这种精神,始终拯救着这个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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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瓦斯托波尔海边的大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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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在伯爵码头上,眼前的黑海闪耀着金色的鳞片,仿佛一张油画。休假的俄国水兵和游客们一起,穿过贩卖卡瓦斯和热狗的摊位,涌向停泊在港口的游轮。海鸥拍打着翅膀,掠过岸边游泳的人群。一对母女正躺在浴巾上晒日光浴。

在纳希莫夫将军的雕像下,一个小腿烧伤的男人,正喝着一瓶英克曼白葡萄酒——苏联美好生活的最后遗产。一个女导游走过来,问我是否需要讲解。她告诉我,这座雕像建于1959年,为了纪念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黑海舰队的将领纳希莫夫。在苏联时代,每一位海军士兵都以获得一枚“纳希莫夫勋章”为毕生的荣耀。

我问她怎么看待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。

?“我是乌克兰人,”她说。

?我心里一沉。

?“但是在克里米亚,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,很难把两者分开。我的父亲是乌克兰人,我的母亲是俄罗斯人。这样的结合在克里米亚太常见了。我们都说俄语。如果你问我怎么看待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,我认为这是好事。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,这种归属感就形成了?!?/p>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奥尔佳?!?/p>

“奥尔佳,请你当导游要多少钱?”

“200卢布?!?/p>

那相当于人民币22块钱。我掏出钱递给她,她用俄语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她看起来五十多岁,化了妆,眼角有长长的鱼尾纹。

奥尔佳开始了她的工作。她向我讲述纳希莫夫将军的英雄事迹:他怎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重创土耳其舰队,怎样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壮烈牺牲。相比菲格斯的书,奥尔佳的讲述明显更富有爱国主义情感。她是在苏联体系下长大的一代人,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。有些时候,我甚至感到,她讲的不是导游词,而更像是一种宣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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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瓦斯小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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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一起走到伯爵码头。一艘游轮驶过海面,甲板上站着俄罗斯游客。对岸的山丘上覆盖着森林。奥尔佳指着一面白墙上的俄文牌子告诉我,这里是1920年俄国革命时期,白军乘船逃往伊斯坦布尔的地方。两年前,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枪决。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丝希望,随着轮船在这里启航,又归于寂灭。

如果没有选择当年的道路,俄国会变成什么样?

我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《二手时间》中写过的那句话:“我们天生都是梦想家,但精神却是疲惫而痛苦的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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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6】

那天晚上,我走进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。这里播放着爵士乐,出售本地的精酿啤酒。酒吧里面很热闹,聚集着不少年轻人。吧台后面的小伙子留着维京海盗似的大胡子,跟我聊起麦芽发酵技术。酒吧的装潢充满后工业风格,墙上暴露着砖石,钢管椅散落四处。

我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,想起苏联作家瓦西里·阿克肖诺夫的小说《克里米亚岛屿》——里面也写到这样的爵士乐酒吧。

阿克肖诺夫的母亲尤金妮亚·金兹伯格是古拉格劳动营的幸存者。阿克肖诺夫的另一本小说《带星星的火车票》被称为苏联的“麦田里的守望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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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《克里米亚岛屿》写于1979年,同样起源于一个假设:“十月革命”爆发后,布尔什维克席卷全国,然而沙皇的势力最终成功守住了帝国最南端的一角——克里米亚。

在阿克肖诺夫的想象中,克里米亚充斥着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可以想到的每一样酷炫的“毒草”:高速公路、摩天大楼、超级跑车、豪华别墅、脱衣舞俱乐部、爵士乐酒吧,还有一家以纳博科夫名字命名的高级夜总会。

主人公安德烈·卢赫尼科夫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。他相信苏联宪法中规定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。当他领导的政党“共同命运”赢得选举后,他宣布克里米亚加入苏联。伴随着围观群众的欢呼声,有人打出了“克里米亚+克里姆林=爱”的横幅。35年后,这一幕竟然真的在克里米亚上演了。

我喝完杯中酒,准备离开。吧台后面的小伙子对我说:“再见,哥们儿?!?/p>

我走出酒吧,夜色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沉静。树干在月光中泛着白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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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47期
出版时间:2018年03月29日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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